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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考据学与篆刻艺术的复兴(图文)

来源:互联网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文章作者:廖晓晴

清代考据学发轫于清初,盛行于乾隆、嘉庆年间,最终形成著名的“乾嘉学派”。乾嘉学派在治学上力主考据,在学风上倡导复古,其影响所及,不仅风行于经、史学界,而且还渗透至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一切文化领域。清初,沉寂已久的中华传统国粹——篆刻艺术的复兴,便是在考据复古主义思潮的催化下觉醒的。考察和阐明考据学风与篆刻艺术复兴之间关系,不仅能够深化学界对清代考据学的认识,也可以推动对清代篆刻艺术的研究,是一项跨学科,补空白,颇具学术意义的清代文化史课题。

一、考据学派掀起复古主义思潮

考据学的开创者是清初著名思想家、史学家顾炎武。顾炎武之所以开创考据学,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。
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明亡,清朝定鼎北京。一时神州陆沉,宗社丘墟。作为一名素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,痛定思痛之后,总结明亡的原因在于学术界的空谈心性。为了光复故国,顾炎武认为就要倡导和开创一种务实的学风。这种务实的学风,应以“经世致用”为治学宗旨,以考据为治学方法。他所著的《日知录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和《肇域志》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,从一而开创了清代的考据学。

清朝挥兵南下,以武力统一中国之后,开始把土要精力转移到文化领域,重点打击那些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的知识分子。清政府打击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知识分子的主要手段是大兴文字狱。文字狱通过玩弄文字、断章取义、妄加臆断和捕风捉影等方式,为知识分子罗织罪名,涉案人员生者处死,死者开棺戮尸,家族还要受到株连。为了避开文祸,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放弃经世致用的宗旨,走上了单纯考据的道路。从此他们便关起门来,一头钻进故纸堆中,终日爬罗剔抉,考经证史,唯古是尚,不敢再过问世事。

考据学者既已放弃了经世致用的宗旨,走上了单纯考据道路,从而在文化领域掀起了复古主义学风。学界的一心向古,不问世事,对清朝政府来说,不但解除了威胁,在客观上还会起到盛世兴文,粉饰太平的作用,因此清政府逐渐改变了对考据学的态度,由开始的镇压,转化为默许,甚至是支持。在清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,考据学开始有了迅速的发展,至乾隆、嘉庆年间正式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乾嘉考据学派。

乾嘉考据学派以复古为特征。其内部又分为两派,即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。惠栋治学十分尊信汉朝经学,考证名物多从汉朝经书中寻找根据,甚至是唯汉是从,走上了“凡古必真,凡汉皆好”的极端道路。戴震知识十分渊博,认为考经证史须借助广博的知识,才有可能求得真义。虽然两名先生的治学方法不尽相同,但在信古和学古上则完全是一致的。

当此之时,考据业已成为一代显学。有学者若考证出一古代名物,便如同天文学家发现新星一样兴奋不已。一些上层达官贵人,甚至乾隆帝本人,闲暇时亦搞上一二考据,以附庸风雅,社会上出现了“家家许郑,人人贾马”的热闹场面。诚如梁启超后来所描绘的那样:“东汉学灿如日中天矣。”

考据学既然成为一种社会时髦,则其范畴已远远超出经学和史学,影响所及,甚至渗透到整个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等一切文化领域。孕育在考据学之内的复古主义精神,在当时的文化领域各个部门的发展过程中都曾打下深刻的烙印。清代篆刻艺术的复兴及其在治学上的复古,便是借助这场复古主义思潮而引发产生的。

二、篆刻艺术的复兴

叶一苇在《中国篆刻史》中说:“清代的篆刻艺术在明代的基础上,取得了大踏步的发展,不特在艺术形式上超越前代,而且在艺术内涵上更为深入。”正如叶先生所说,在中国篆刻史上,清代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,甚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。而这一非凡成绩的取得,若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,便可发现是与考据复古学风分不开的。换句话也可以说,如果没有清初考据复古学风的影响,就没有篆刻艺术的繁荣与发展。为具体说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,我们拟从篆书的复兴、尚古的印学理论和尚古的篆刻实践三个方面分别加以叙述:

1.篆书的复兴

质言之,篆刻艺术就是书写和镌刻在印石上的篆体书法艺术,因而篆刻的繁荣与发展,必先取决于篆书这一必要载体的繁荣与发展。

篆书盛行于周、秦。有名可考的篆书书家只有秦丞相李斯,他所书的《泰山刻石》、《琅琊台刻石》和《峄山刻石》等颇具艺术价值,成为后世习篆者的范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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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以后篆书逐渐衰退,代之而起的是汉朝的隶书,魏晋的楷书,以及由楷书演进的行草书。唐朝曾出现一位篆书大家李阳冰,然仅此一人而已。李氏殁后,篆书再度沉寂,直至明末隐而不显。入清之后,山于考据学兴起,才为篆书复兴带来了新的契机。如前所述,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开创了考据学,考据学兴起后,出于考经证史的需要,文字、训诂、声韵等所谓的“小学”和钟鼎、碑版等所谓的“金石学”亦随之成为热门。沙孟海先生在《清代书法概论》中说:“大家都知道,清代学者研究小学、金石学最专门,成绩超越前代。小学主要研讨古代语言、文字、声韵、训诂,属于经学的范畴,但同时带动了篆学。金石学主要征集研讨古代铜器碑版有铭刻的遗物,属于历史学的范畴,但同时亦带动各体书法。”正如沙氏所言,小学促进了篆学的觉醒;金石学带动了各体书法的发展。篆学和书法的结合,又引发了篆书书法艺术的复兴。因此清代先后涌现出了许多篆书艺术大家,其中最著者有钱坫、邓石如和吴昌硕。钱坫以“王筯篆”名世,本人也曾十分自负说:“斯冰之后,直至小生。”意谓自秦相李斯和唐人李阳冰之后,古今能续篆书一艺的就只有自己了。邓石如出钱氏后,然其能遍学上古钟鼎、刻石、碑版,陶铸古今,终成一裁,书界以为在钱氏上。晚清著名政治改革家兼书法理论家康有为对其书艺至为推崇,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说:“完白山人(邓石如号完白山人)未出,天下以秦分(即篆书)为不可作之书,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。完白山人既出之后,三尺竖童仅解操笔,皆能为篆。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,犹儒家之有孟子,禅家之有大鉴禅师。”可见邓氏不但善于写篆,而且还在民间影响极广,曾起到很大的普及作用。吴昌硕是晚清一位集诗、书、画、印四者全能的艺术大师。平生用力最勤的是《石鼓文》。《石鼓文》乃战国时物,因文字镌刻在十个状若鼓形的石上而得名。其文艺术价值极大,历来被书界奉为篆书中之圭臬。吴氏取法乎上,其篆书沉着遒劲,古朴苍茫,力能扛鼎,造诣又在邓石如上。除了三人之外,王澎、洪亮吉、孙星衍、吴让之、杨沂孙、胡澎、徐三庚、赵之谦和吴大澂等都是清代善写篆书的能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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